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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医药反腐已经有段时间了，从赛伦生物董事长范志和、卫宁健康董事长周炜被实施留置，到全国已有至少170余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抓，各地医生受贿的新闻陆续被爆出。大家对这波医疗反腐有了更多的看法和疑问，会不会风暴过后故态复萌？会不会医药领域难以得到大家的信任了？

为什么会觉得医药领域难以得到大家的信任了？因为这一波医疗反腐的影响力早已超出行业范畴，成了一个社会化、公众化的焦点事件。不过关注度居高不下的另一面，是一些舆论论调把板子抡向了整个医疗界。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医疗冗杂的利益链和多头关系，很难实现一局共赢的牌面，容易一边倒的倾向极端。甚至导致医疗体系整体出现效率降低的状况。

这点实在是多虑了。

反腐是对医疗体系效率的提升

到现在，大家不用去担心这次反腐对医疗体系效率的影响。整治医院贪腐，是为了压缩、杜绝各种权力的扩张，比如之前有些医院出现没病当有病，小病当大病，大病当重病的过度医疗现象，都是权力滋生的种种问题。

这次反腐看起来是医疗全链的反腐，但这也是医院、药企之间的整治与疏通。这个链条上涉及的是医到药。这两者是整个医疗体系最主要的干线链条。

医药利益链的治理，靠的是机制的制衡。大家熟悉的之前医改的重要策略就是医药分离，以及药械领域实施两票制、集采，目的都属于对于医药利益链的制度制衡。

我们可以把反腐看作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便反腐陆陆续续推进很久，到最后的目的是推动医疗生态自净化和自净化的系统建设。甚至是推动医疗系统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医疗反腐，不能演化成对整个医疗系统和全链条的否定。但是，已经有一些不良影响了，比如，这次高举高打的反腐之后，恒瑞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蒸发了近630亿元，孙飘扬身家也跌去近136亿元。恒瑞医药一再辟谣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市场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一个是恒瑞的销售费用这几年比较高，根据财报显示，2019-2021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分别为85.25亿元、98.03亿元、93.84亿元，占成本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6.4%、44.9%、43.1%。2022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为73.48亿元，占营业总收入212.75亿元的34.5%，销售费用中，学术推广、创新药专业化平台建设等市场费用为38.08亿元，占销售费用的比例高达51.83%。

另外，恒瑞医药之前出现过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商业贿赂，比如有媒体报道，2020年，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公布的判决书显示，恒瑞旗下新晨医药的医药代表向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某行贿近300万元。2021年，恒瑞因涉嫌虚构费用，被财政部“点名”，其涉及费用包括2018年以非本公司发生的机票费及过路费、咨询费、广告费等发票列支公司员工福利奖励支出，报销专家讲课费、点评费、主持费，赠送客户礼品、学术活动餐费等费用，涉及金额近420万元。

的确，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的绝对值以及总成本占比，均高于行业均值线，而且之前也出现了医药贿赂等问题，但并不能判断这些销售费用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也不能判断现在的恒瑞医药还有贿赂的情况。

作为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龙头级公司，恒瑞医药产研管线还是比较丰富，其新药进入市场的频次和商业化周期，在国内也是做到了行业领先，销售费用高根本不足以证明这与“医疗腐败”相关。而且即便是有腐败问题，还是应该由司法机关去做裁定，而不是人们的有色眼镜。

几年前国家成立了医保局，实施了医药集采，这对于药企来说，在销售费用成本的控制上是非常有利的，实际数据也能证明，恒瑞医药这些年的销售费用占比是逐渐下降的。

其实有些药企不希望在销售上投入太多钱，药企自己难道不知道吗？长时间地花大价钱砸在销售上，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能解决眼下问题，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时间一长会危害药企本身的发展。所以，大家单纯地用销售费用和费用率高低，将药企一棍子打死，确实有些不公平、不理性。

但是也有个别，之前审计调查报告显示一品红等药企的药品生产企业虚增销售费用套取资金用于公关等用途，药品公关费用远超研发成本，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一品红利用批量注册会议服务公司套取资金16.75亿元。2018年12月到2023年6月，一品红指派广州益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益瑞公司）以“集群注册”方式在广州市南沙区同一地址注册成立962家会议服务公司，公司账户均由广州益瑞公司代为管理，按照广州一品红公司指令用于资金的划转、分配。

2021年到2023年5月，一品红以支付学术会议费、医学服务费等名义将16.75亿元转入上述会议服务公司，广州益瑞公司按其要求将资金进一步分解后转入特定人员账户用于支付各区域医院公关费用。能看出，套取的资金非常大。

从时间线上来看，一品红开始加大学术推广的时间点，正是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开始推行“两票制”的时间范围。

“两票制”帮助解决了在“代理商”模式下药品流通环节层层加成导致药价虚高的问题，可是学术推广模式又帮助一些药企钻了“两票制”的缝隙。

不少药企开始利用学术推广，提高药品价格，为医疗贪腐留下了空间，成为“带金销售”的变种。如今的反腐是行业全链条的反腐，看出哪块有问题、有漏洞，找到漏洞。

公立医院与药企的未来重点

然后，我们聊聊这次反腐的两大目标：医院和药企。从这波医疗反腐的力度和影响来看，反腐并不是药企或者医院等短时间就能躲避的事情。其实早在2006年，原卫生部就出台过《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意见》，意见里面也提到过“九不准”。但是也是一阵就过去了，没有过多地持续性。然而，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这回不一样，这回反腐的力度更大，比如纠风单位由原来的9个变为14个，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不久，中央纪委召开了医药反腐部署会。我们也看到了有问题的医院院长，或者药企人员数量不断地增加，让人感受到反腐的力量。

公立医院一直是各大药企争夺的市场，之前网上大家转发过一份“药品耗材专项审计调查报告”，里面详细介绍过医药市场“暗箱操作”的几类途径，像是利用第三方商务推广公司支付费用，假借服务费用等名义套取资金。还长期赞助国内各级医疗医药学会、协会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并要求国内经销商按年销售额的2%为参会医生和专家支付住宿、接送、机票等费用。

医疗系统里的问题，不能只在于腐败这个点上，还得从药企出发，建立良性的系统关系。

我们看见，除了公立医院，这场反腐也让大家把焦点放在年报中的销售费用。一些上市的药企会在年报或者半年报等报告里，逐一列出自己的销售费用。销售费用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销售人员的薪水，这部分占比不是很大，大的是另外一部分：产品的推广费用。有些药企的产品线没有高比例的创新药，多是一些普通药物或者仿制药物，那么可能就需要广告费、推广费来抢市占率，同时还有组织科室会议、对于某些重要的协会进行赞助等方式。根据万得数据统计来看，2022年生物医药类企业销售费用超10亿元的A股生物医药类上市企业足足有66家，这里面上海医药以142.79亿元的销售费用占据榜首，销售费用率超过50%的有40家。

而且很多药企销售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产品竞争力不足，只能依赖营销来获得处方，用高推广费用去换来销售份额。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没有优越的疗效，才在销售上花功夫。一款新药想要进院，需要经过科室主任、药剂科、药事委员会、院长等关键负责人，层层关卡，手里没有亮点药品的药企们为了抢占市场，只有开发销售这个渠道。

这背后也说明一个问题，创新药在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还是比较小。在仿制药为主的时代，许多药企的心思都花到营销上去了，但是在创新药的时代，临床价值才是根本。所以医药反腐的作用也是查找有问题的环节，更是有利于驱动药企去开发真正具备临床价值的药物。

举个例子，比如国内很多药企都在做PD—（L）1上做研究，有的药企已经研究出多个适应症并且上市，有的药企是引进了几个biotech产品，不过很多药企手里多是生物类似药。在PD—（L）1领域，有没有新适应症去推动整个治疗领域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新的适应症，手里仅存的适应症别家药企也有，那么相当于是贴身肉搏，还要面临医保谈判的压力。如果没有更多的临床试验数据或者获批的适应症多少来占领市场，早晚慢慢会被挤出市场。

2022年A股上市企业里研发费用合计为1.4万亿元，这里面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主要集中于生物医药等行业，2022年研发投入总额占营收比重在20%以上的医药生物企业有54家。具体来看，多家上市药企的研发支出高达数十亿甚至超百亿，比如百济神州、恒瑞医药、复星医药等。

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我们坚持认为，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暴露医疗生态系统问题的手段。我们不仅要看到医疗反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要看见大家对这场反腐的反馈。

医改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难以完美难解的难题，更何况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对医药、医疗的需求更多。

医改的本质是想达成“医药保患”四方关系的平衡，不是多方利益的长时间纠纷。力度最大的要数医药和药企，利用这次反腐，大家希望看见药企能够加大创新药品、药械的研究，提高产品特效。对医院来说，大家希望在救死扶伤的医院少一些医疗腐败内幕，把重点都放在治病救人上。

基于这样的本质，我们再去看反腐，其实更像对医疗领域的系统性的查缺补漏，找了漏洞、打了补丁，才能保障未来的医药医疗系统能够安全运行。

作者：凯恩斯，中国十大财经自媒体人，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财富时代》杂志专栏作家，博客总浏览量超过12亿，微信公众号【凯恩斯】粉丝近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