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加快建立私募股权投资体系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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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首只私募投资基金诞生到2004年阳光私募投资基金的出现，中国私募投资基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规模20.7万亿元，其中，股权投资基金11.15万亿元，累计为超过20万个各类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和再融资，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超11.6万亿元，促进了经济内生性增长。同时私募投资法治化不断进步，尤其是2023年7月国务院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进行规范，对于促进私募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私募股权投资实践看，除买“壳”卖“壳”、签订对赌协议及投资者教育和成熟性不够外，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有悖法不溯及既往原则，IPO政策稳定性不够。在1992年初，有的地区在当地倡导下发行股权凭证，由投资者进行购买，或在一级半市场购买，截至目前已经过去31年，但有的单位依据现有的文件和对非上市公司（企业）股份（证券）进行清理整顿，逐个建立台账管理，有的以内设部门行文的规定，要求职工持有的非上市公司（企业）股份或证券不得转让至亲属、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前期转让至亲属的不能算整改完成。少数曾购买并持续持有这些股权的投资者，不仅亏损严重，而且要求再次转让，有的转让后公司上市了，有的对此意见很大。从科创板的IPO上市规则看，书面规则与实际规则不一致，政策左右摇摆，波动性较大，政策连贯性、透明性不够。从退出税收政策看，有的私募股权投资血本无归，有的私募投资基金退出时，一律按20%征收所得税。

中美私募投资基金比较

二、私募投资基金数量多规模小，且发展不平衡。一是数量多规模小。截至2022年末，存续私募基金数量超过14.5万只（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9.28万只），与美国15万只左右相差不大，但当年风险投资占GDP的比例为0.25%，但按2022年末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折算，平均每只管理规模0.2亿美元，上百亿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占私募投资基金总数不超过1%，最大规模的私募创新投资基金也就400亿至600亿美元，与美国风险投资占GDP比例0.65%、私募股权基金数量占比、平均单只私募基金1.6亿美元、贝莱德资产规模超过8万亿美元等比较差距很大。二是股权投资市场放缓。截至2022年末，私募股权投资案例、投资金额同比下降13.6%、36.2%。三是私募股权市场分布不均衡。东部及沿海地区持续领先全国，科创投融资活动活跃，而中部、西部和东北部欠发达地区发育迟缓。从四川的情况看，截至2022年末，私募基金的数量、规模分别占全国的比例为1.81%、1.25%。

三、合格投资人门槛较高，私募发展趋缓且退出渠道较窄。从私募基金合格投资人标准看，《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合格个人投资者包括以下之一：或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人民币，或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人民币，或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投资单只私募基金金额不低于100万元。股权投资市场发展趋缓。2023年上半年，股权投资案例3638起，同比下降37.5%，投资总金额2929亿元，同比下降42.9%。与发达市场比较，我国私募基金起步晚、发育不成熟和退出渠道较窄。2023年上半年，我国股权投资市场退出主要靠IPO，发生退出案例1326起，同比下降32.6%。

为此，建议：

一、完善有关政策体系，支持优化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环境。以执行“条例”为契机，对包括科创板的IPO政策及所有与股权投资基金有关政策进行清理，研究制定私募股权投资措施，既要保持上市政策连贯性、稳定性，又要合理界定合格投资人，凡是与履职回避无关的，一律视为合格的投资，支持私募基金产融结合，允许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参与私募股权投资，鼓励合格投资人将储蓄转化投资，引导私募基金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投早、投小、投专精特新，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规范发展私募股权二级转让市场，发挥S基金联盟作用，活跃并购市场，打通“募投管退”堵点痛点，确保进得去、退得出。制定创业投资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确认损失的，实行累计税收损失抵扣政策，为耐心资本保驾护航。支持符合条件的头部机构在海外拓展业务，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二、适当降低合格投资门槛，支持私募股权智能投顾发育。由中国基金业协会牵头，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包括将合格个人投资者门槛降低为金融资产维持300万不变，将近3年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降低为2年年均收入不低于30万元。支持发展智能化投顾，差异产品匹配差异化客户，对存量客户进行挖掘，对增量客户进行激发，推动私募投资基金从高净值客户转向更多投资能力、风险承受力相适应的合格投资群体，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三、健全私募股权有效监管框架，支持私募股权投资持续发展。加强私募基金监管，加强工作协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把私募基金监管纳入宏观审慎框架，从私募基金内控、风控管理、信息披露、产品定价等方面入手，实行差异化监督，实行功能性、穿透式监管，切实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健全市场环境约束。发挥协会的作用，推动私募投资基金在登记注册、投资组合、业绩等方面信息披露，督促其严格执行适当性管理义务，遵守投资者人数、合格投资者标准等要求，依法进行处罚。加强私募投资知识宣传报道，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投资者树立合规意识。加快培育投顾人才队伍，为私募基金健康发展提供良好人才。

作者：李恩付 四川省政协委员，民建四川省财政金融委员会主任，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