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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动员部署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求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公安部等九个部门，联合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重磅之下，医疗医药领域反腐初见成效，今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170余名医院负责人被查，一些知名药企相关人员亦牵涉其中，反腐力度之大，由此可见。
医药反腐好处显而易见的，随便都可罗列个四五条，但是为何要在医疗、医药领域开展针对腐败问题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却值得探讨。
抓住矛盾的“牛鼻子”
长期以来，医疗领域顽疾难治，一方面，医疗服务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医院以药养医，造成老百姓看病贵，有病不敢看、不敢医的矛盾；另一方面，公立医院管理上被推向市场，医生薪酬体系也被迫市场化，总体上都是靠量累积，没有病人没有单病治疗的高费用，医院就没有盈利医生就没有与医疗量匹配的收入，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的矛盾。
医和药的特殊在于其属于老百姓的刚性需求，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生病就必须求医问药，最后无论这医和药有多贵，都得接受，缺乏必然的消费替代品。所以，面对有诊疗权和处方权的医生，病人是最为弱势的消费者。而医生在复杂的医疗体制和薪酬体系下，一方面要面对大量病人甚至医患矛盾，另一方面要完成科室的创收任务，自然也要通过手中的诊疗权和处方权来实现。
被推向市场的公立医院为生存而创收，一方面需要不断引进医疗设备开展新的医疗项目，增加诊疗资源，扩大医生的诊疗权；另一方面，需要引进价格不受控的新药，通过药品加价，实现以药养医。医疗器械和医药企业要想生存必须搞定有采购决定权的院长、医生。由此，围绕着医生的诊疗权和处方权形成一个利益闭环，一端牵着病人的钱包，一端干系医药企业的利润。
此前，药品全国集采、医疗服务提价、医保按病种支付等一系列改革，让以药养医院得到很大弱化，但按下葫芦浮起瓢，以药养医生越演越烈，药企“行走江湖”的医药代表更加隐蔽、难以控制。
所以，此次医药反腐一方面抓住“治标”的关键，即通过查处利益链条中的关键“人”：医生、院长清除医疗系统的败类，从而净化人心和从医环境，为下一步全面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打造一个清新的医疗生态；另一方面抓住“治本”的关键，打破医药企业“只要不断垒高销售费用就能生存”的预期，扫清下一步医疗体制全面改革的阻碍，这是本次强力反腐的关键目标，也是反腐力度空前的原因。
回归行业平均利润率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完全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机会公平化的社会，社会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最终会趋同，如果有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出现，资本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供给就会增加，利润率就会下降，直至与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基本一致。这样的市场环境并不会死气沉沉，反而会更加公平地促进社会，通过创新来发展。因为要打破平均利润，获得高额利润，企业就要研发新技术、创造新产品，通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获得一段时期的超额利润，从而推动自身发展壮大，当大多数企业家为了活得更好，都在绞尽脑汁组织社会资源驱动创新，就会不断推动社会整体技术的进步，生产者获得更好的利润，就能给企业员工更好的回报，消费者也可以用上更物美价廉的商品，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在增加。同时，因为企业员工也是消费者，对于未来有更好的预期，就敢于消费、能够消费，市场供应又在不断推陈出新，扩大内需也就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理想状态，近年以来的产业实践无疑也是在推动向这样一个目标靠近，一方面通过限制金融自由化和资本无序扩张，规训资本，让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压制高利润行业，特别是对通过制造焦虑压制正常消费无序扩张利润的教育培训行业及通过金融加持土地抵押就能高杠杆驱动的房地产行业的整顿等，都在促进各行业回归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压制的同时，产业政策同样鼓励创新，把资本引入科技创新领域，倡导企业家精神，推动民营经济大力发展。
回到医疗行业来说，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在于权力集中于有诊疗权和处方权的医生，寻租空间巨大，医疗腐败的存在对行业利润率影响更大：一方面是药价高企，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预期；另一方面是普通药企也未能从高药价中获利，药的利润都被高额的销售费用侵蚀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很低，还通过改变消费者预期，侵害了社会整体消费的扩张。同时，医疗行业其实本应是高研发持续投入的行业，一个新药的研制动辄十亿元以上的投资，企业本应该通过正常的利润积累投入研发，却把大量的利润都投入到营销过程中，延误的创新资源的积累，整个行业只能停留在低效无效的营销竞争中，影响了行业发展。
由此可见，医疗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巨大的负外部性，让反腐败异常艰辛，又不得不做。
腐败的成本：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
有一种观点一直认为腐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其实腐败只是促进了你的局部、短期的发展，从长期和全局看，腐败破坏了发展的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45年，以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分工。前面分析了，拥有低成本优势就意味着在这里会产生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利润，所以只要中国开放，资本、技术就会到中国来，不是来做好人好事，是因为缺资本、缺技术的地方回报高。同时，我们吸收了资本、吸收了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我们就有很多产品有比较优势，可以提供给世界全球舞台，可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均GDP从1980年的0.05万元发展到2005年的1.44万元，再到2022年的8.57万元，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弱化，因为越南、印度也开放，而且他们晚于我们开放，成本更低，土地、人工都比我们更便宜。而人力成本的刚性是难以改变的，因此，中国就要承受这种正常的成本支出，好在中国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人力成本的增加，市场需求应该旺盛，从而扩大内需，通过促进内需改善生产者函数，把人力成本的增加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弥补。但是，医疗、养老、就业的三座大山，如果存在不合理的利润分配，导致人们的预期是要维持未来生活就要抑制消费，那么，人力成本的增加没有促进当期消费的增加，就会起到反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去40多年，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占据技术发展的巅峰，通过对中国有限度的技术输出，维持自身的高额的创新利润，确保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当然，创新也不是欧美国家的独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创新企业近万家，人均的创新资本高于欧美，大量资本用于创新，很多关键的新技术其实是以色列人提供的。所以，这里关键的是社会上创新的氛围很重要，真正让企业把创新的口号变成行为，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医药企业通过不断垒高的销售费用就能获利不菲，它是不会去考虑创新的，企业只要靠行走江湖的医药代表就可以拿下订单，而且活得不错，它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地去搞创新，要知道创新是有失败概率的。
所以，医疗腐败的氛围一旦形成，腐败游戏一旦开始，加上时间就会加码。前一个医药代表送两条烟就“摆平了”医生，后来的医药代表也想“摆平”，就得加码送。这个码加上去，最后会弄到整个医药行业很大一块资源都在人情世故里头了。推销一个药品，药的好坏不再重要，要弄清楚谁是管事的，谁是掌握实权的，怎么找到这个门路去把好处送上去，而且要比赛着送。我送这么多能成吗？竞争对手送多少？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如果没有一个对冲的力量，就把经济资源的一大块、更大一块卷到非生产性领域去。这个行业想要回归良性发展就难了。
可见，人力成本无法下降的情况下，腐败导致研发费用也上不来，长期看我国的医药行业对内改变消费者预期、侵害内需扩展，对外无法应对国际同行挑战，创新研发和产业升级无从谈起。腐败之恶果是中国不可承受的。
反腐下一步：行业回归良性发展
在一个企业里面也存在很多寻租空间，如果一个行业都在腐败的浸润中，那么买谁的材料、给谁订货、招聘谁来，都是有寻租空间的，这些都无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要有竞争力、产品要有竞争力，成本管理非常重要，如果一个药企的成本项里头跑冒滴漏，藏着很多见不得天的东西，一个只是吃不死的药品怎么会有竞争力？，健康中国又从何谈起？
所以，医疗反腐的重压，关键是把风气调过来，世界不是静态的，在全球舞台上要站得住，要不就是有独到性的东西，要不就是成本比人家领先。所以中国经济往后看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通过改革把体制性成本不要让它升得那么快，其中既包括税收，也包括腐败。腐败到最后是变成一个打引号的“税”，谁不交就拿不到订单，谁不交就得不到批准，一旦形成一种强势成本，姑息一下，整个国民经济没有饭吃。第二个方向，要通过创新把成本曲线往右放一放。而创新是人有创造力的活动，风气是第一位的，当企业觉得没有旁门左道可走，而且社会对创新是持续鼓励的，氛围形成后，加上文化、技术、科学知识这些第二位的要素一配合，创新就能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期。
中国今天的发展就像是三明治夹在中间，一头是不能完全靠仿造，不能完全靠跟随，要通过创新争取更多的独到性独创性的优势，虽然不能一步扭回来，但总要逐步鼓励企业的创造性。另一头是往下打成本，不能认为中国发展到现在，成本就应该这么高，成本是可以管理的、是可以节约的、是可以紧缩的。成本曲线，经过管理努力是会变化的。公司如此、行业如此，国民经济也是如此。所以，任何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反腐败，都有重塑文化风气的正当性，它不单单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因素，它本身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支撑性因素。
作者：王镭，知名财经博主、头条文章作者，微博签约自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