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形成了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形成了国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既支持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进一步强化国际竞争优势，也要帮助欠发达地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地宜粮则粮、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根据各自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区域间政府合作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城镇化则作为未来经济的突破口，旨在解决过去留下的经济结构失衡和城乡二元发展失衡。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彰显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来”，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国家重大战略逐步走向成熟，战略内涵不断丰富，政策手段日趋完善，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的亚当·布兰顿伯格和耶鲁大学的巴里·内尔夫在其著作《竞合策略》中提出的竞合理论认为，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基于利益的考量，在不断推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会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甚至削弱区域内其他地方政府推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主要是区域内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不同所致。虽然国内小城镇的发展处在一个“上下两难”的尴尬位置，但在基础环境、战略定位、人口导入、自身特色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下，未来小城镇发展存在巨大潜力。
有学者将“区域政府合作的困境总结为五大难题，认为各地行政区域分割、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及区域污染严重制约了区域政府合作”。用大战略运筹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为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行定向领航。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江之滨到黄河之畔，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推动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一是对区域发展道路进行顶层设计；二是实行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三是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这条多元化、渐进式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而有力支撑了整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区域援助政策应主要针对关键问题区域展开，切实帮助各种问题区域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更好推动整体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一把金钥匙。“落子占星，全盘取势”。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有对外贸易优势的地区优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区域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的平衡，需要进行区域协调，找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背景下的区域统筹方式和方法，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形成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城乡发现差距缩小的现状。
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时代城镇格局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区域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区域发展的理论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加深，开始基于发展不平衡进行新时代的经济要素的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划分。从区域板块上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的理论再到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区块划分。从城市群建设的理论提出“港珠澳大湾区、环渤海城市群等大中型城市群、中心城市、特色城镇等规划，构建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新时代区域建设理论。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东北地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生机；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国家现代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区域的功能进一步凸显；东部地区先行先试，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中国星网作为首家央企总部在雄安新区注册落地；长三角科创产业融合发展的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更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提速，前海、横琴、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规划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迈向深入。
区域发展的区域内平衡性逐步增强。区域建设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要求下进行了新的调整，开始以省际区块和区块城市群为联动进行城市协调发展，出现了南京产业带动皖南、广佛交通同城一体化、青岛日照港口联动等区域一体化现象，使得区域竞争变成比较优势的合作，形成更好的区域协调的平衡。在发展差距的平衡上，通过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体的点线连接，南北差距和东西差距缩小接入电商物流官网中，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在外向型经济避险布局上，实现经济腹地和经济内循环提前布局以及区域产业转型布局，挖掘内需增长潜力。如广东提升基础制造业等级，转移手工工业产业进广西云贵，并藉由水路开发西南消费市场。青岛通过兰青线铁路和青银公路将港口的进出口腹地拉伸，增加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区域发展的跨区域协调性逐步完善。在东、中、西和东北的振兴过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发展政策开始差别化布局，东部继续引领，中部崛起到跟进，西部振兴到大开发，东北从老工业基地到扶持冰天雪地的绿色生态发展，都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产业和新行业的理解上的更新。以城市带和国家安达重点区域战略的协同实现跨区域之间的辐射带动作用，从京津冀、长三角、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协同和中原经济区、大湾区等综合性城市集群配合成果引领区域公共基础设施标准化并加快社会资源的区域内流动。四大区域板块间协调发展，实现以政策引领、市场共建、文化互融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体现了跨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势。
区域发展的大城市、城市群带动作用显著。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随着各区域板块之间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形成新的发展力量。重点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成为区域一体化中新的主体，并相互影响，成为城市群。城市群在治理模式和资源调配上进行区域一体化调整，进而形成制式上的统一，符合市场经济对于规范化商品的边际成本最低的诉求，也能使城市间融合更加快捷。在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的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中原、成渝等国家级城市群的逐步成长，对区域内资源的整合能力会愈发加强，突破省界和市域限制，实现区域带动协调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的城乡经济要素联动提升。市场经济将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撕裂，将原有的分割状态打通，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推动。农村产业和村镇企业接入市场经济的商品竞争之中，进行企业化改革和股份化分红。在农业生产中实现土地整合和机械化作业，增加单位农作物产量，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驻点乡村医生制度，建立道路、自来水、燃气、网络村村通工程，拉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在中小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开放户籍限制，使劳动力人口和土地要素相匹配，实现城乡在经济发展中的要素联动。
做好统筹协调“大文章”，下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于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正在神州大地绽放新的精彩。
全国城镇化格局渐趋优化稳定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
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积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深化“县管校聘”改革，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构建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办好乡镇公办幼儿园。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总额付费、结余留用，建立柔性人员上下流动机制，推动“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增强县级医院综合能力，通过对口帮扶、远程医疗、专科联盟等方式，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域下沉。健全县乡村衔接的养老服务网络，发展乡村互助式养老服务。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因地制宜推动供水供气供热管网向城郊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5%。推动县乡村（户）道路联通，促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建设联结城乡的冷链物流、电商平台、农贸市场网络，建设重要农产品仓储设施和城乡冷链物流设施。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管护一体化。
城乡融合迈出新步伐。鼓励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城乡居民共享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确立。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全国联网、上下贯通。
支持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加快改革探索，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全球同期减贫人口的70%以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农村基础设施稳步完善，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动员了全国95%以上的村庄，4亿多人次参加进来，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农膜回收率达80%，绝大部分村庄摆脱旧有的“脏乱差”形象。
“两横三纵”城镇化国土格局更趋成熟。并向“四极支撑，中部强化”的“钻石型”结构演化，一个战略支撑点更加丰富，网络化特征更加明显，要素布局更为均衡的成熟格局呼之欲出。劳动力、资本、技术、建设土地资源、信息等要素继续向城市群集聚，使其日益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都市圈形态日益成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周边中小城市及县城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动能日益增强。产城关系、职住关系得到更大改善，日常通勤和节假日出行条件更加舒适。人的生活圈、就业圈、迁徙圈范围和选择性日益多元化。主体生态功能区、农业生产主产区的人口也会更趋近合理的“减负”水平，其中的部分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将经历常住人口规模的收缩期，其生态产品优势和环境质量优势，乃至“慢生活”优势，也会吸引更多的特色化需求和时段化需求的人群以更加多元的流动方式加以利用。中国常住人口在乡与城之间的“三七开格局”会基本形成。
城乡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是通过“流空间”和“流渠道”的建立实现要素流动，促进原本被隔离的城乡异质性的二元结构向同质化的一元结构转化，达到城乡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多维度等值化。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原动力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经济着观望态度，或有选择地实施一些政策，对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眼前利益的制度可能会积极实施，反之就可能置之不理，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困境。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过多要求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人、财、物的全方位支持，在利益一致时尚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一旦利益需求不再一致，它们之间的合作便有可能破裂。
首先，人口融合，包括乡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提升生活质量，也包括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和多元互动，形成“城乡双栖”的融合居民。其次，空间融合，城乡地域空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流空间”引导下城乡物资和信息交流的“流渠道”更加便捷，产生时空压缩的效应，也就是我们讲的对零距离、零时滞、零位差的追求，我们离这个空间融合目标越近，反过来也会加强人口融合的进程。再次，社会融合，就是目前我们强调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环境融合，则是自然统一体中城乡系统的平等共生，生态本底的永续，生活环境不断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地方府际间利益冲突是区域一体化实现的主要障碍”。目前，中国已基本打通从乡到城的“流空间”和“流渠道”，下一步重点需要突破的是从城到乡的政策性空间和渠道。这样城乡融合的基础，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机制就能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乡村资源的资产价值就会日趋显现，融入国内大市场的条件也就会更加成熟，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跨界配置就能更加频繁。而城市人才、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下乡投放会成为常态，城市居民的下乡消费趋于普遍，城乡产业的协同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会有更坚实的机制保障，最终实现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区域贴条发展增强区域间发展持续性，带动区域增长极建设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完善区域内和跨区要素市场整合，推动城镇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进行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新模式探索，形成社会主义独特优势的对于区域共同富裕形成的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顺应时代大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着力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确立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的思路。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国统筹协调发展的现实，必须积极拓展地方政府间有效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优化地方政府间有效合作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动力。通过利益协调和共享机制提供创新驱动。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我国缺乏经验和样板；需要集中各种稀缺要素资源快速培育少数经济增长中心，再以这些经济增长中心为依托，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扩展到沿海广大地区，并进一步辐射牵引内陆地区共同发展。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以点带面”的增长模式称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也就是让少数地区先发展起来，再去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这是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中心包括四大经济特区、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后来发展的上海浦东新区及海南岛。随着经济全面增速，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四大一线城市和其他许多副省级或地级城市。但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经济增长中心只能牵引附近其他城市和农村发展，对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均GDP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也持续扩大。长时间明显的年均增长速度差异，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形成了一个从东向西逐级下降的“三阶瀑布”，构成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俱乐部”，在每个俱乐部之间似乎隔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缩小全国人均产出和收入差距，迫切需要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就是对外贸易总量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不到三分之一迅速提高到2006年的64%。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基础，使我国同时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和流出国之一，为构建强大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然而，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发的全球综合性危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发展、对内搞活面临各种新的挑战。因此，传统产业不断向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转移，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开始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韧劲，以质量替代速度，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而内陆广大地区利用广阔的土地空间和各种自然资源优势，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国家大战略，以崭新的姿态，迅速发起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追赶，充分展现后发优势，实现连续多年人均GDP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的新景象，有效缩小了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使全国形成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充分发挥全球人口大国和地域辽阔的规模及范围经济优势。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水运、“互联网+”等立体交通通信网络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中国交通通信及物流的落后局面，成为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交通通信体系。这一立体交通通信体系的高效率全域性覆盖，极大压缩了各种生产要素、信息、商品及服务的流通时空和成本，使昔日落后的内陆地区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区域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趋同发展新格局，区域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及城乡人均收入差异迅速缩小。
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是我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向“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也是我国经济40多年连续不间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实现路径，不仅得益于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内陆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2020年，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内陆城市已经有7个，其中重庆、成都、武汉的GDP总量分别排在全国万亿级城市中的第5、第7和第8位。按社会消费总量计算，重庆和成都分别排在第3和第5位，均超过深圳的社会消费总量。这些内陆地区超大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0年超过许多沿海城市。2001—2020年间，在全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内陆5个城市的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2.5%，比沿海四大国家中心城市的8.4%高出4.1个百分点，极大地缩小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大问题，是国家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这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在中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国家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经济布局和产业政策、对口支援和帮扶协作政策等，极大地改善了各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状况，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通过资金支持、政策诱导和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导向”。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相对缩小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南北分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南快北慢、南升北降，南方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到62%，北方占比下降到38%，其中东北占比下降到6.3%；现在全国前十大经济总量城市中，北方只有北京一个城市。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南北分化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区域政策带有综合性，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还需要强化区域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有效联动，尤其是国家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还有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如设立改革开放试点，开展先行先试等，都需要考虑并有助于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逄锦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