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在新的宏观经济治理要求下，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调整的重要方面。在总结和继承已有供给侧、需求侧调整的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找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力点，需要树立“市场环境治理”的新路径，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新市场环境管理，构建有效协调机制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要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政府各项职能为目标，以财政、金融、就业、科技、产业、区域、营商环境、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为重点，强化各项调控制度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统筹各项政策手段应用。2022年8月下旬，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例如5000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LPR下调利率、房地产市场回暖措施等。
北京大学苏剑教授创新宏观调控新机制，在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之外提出“市场环境管理”理论，认为应该通过调整市场环境来稳定经济的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消除市场失灵，恢复市场机制的功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虽然新冠疫情已经常态化，但是疫情的不确定性仍是最大风险，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债务风险、中美关系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供需两端恢复承压，增长压力较大。刺激企业和居民的信贷规模进一步提高，不能空喊口号、空耗资源，搞空心架子。财政政策援企纾困、兜底民生的作用突出，应加快落实。要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要完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的兜底功能。同时，还提出要更加重视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更加重视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美好生活体验。
强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在这里强调竞争政策有重要意义，能够进一步强化市场及时有效淘汰竞争失利企业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构成，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水平的需求。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安全健康保障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需求。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宏观治理体制效能的基本要求。要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进行治理；要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强调改善营商环境问题，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和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学者杨新铭认为我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上，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过去几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快速上升。今后要将重点放到更多地区营商环境的可持续制度化改进方面，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开放政府部门信用信息，特别是要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关键是要把好的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不做华而不实、劳而无功、人民不满意的事情。
2022年，中国大概率继续采取以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打破区域限制和行业壁垒，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速布局也是重要工作抓手。
加快建立体现市场环境管理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货币、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其他各项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切实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不让吃苦者吃亏、流汗者流泪，使广大干部在责任和使命面前心无旁骛挺身而出。
二、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是增强宏观治理体系时效性、精准度的重要手段。网络和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引领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变革，也深刻影响着宏观调控的客体行为和主体能力。宏观调控的市场环境管理建设，可以全面有效地运用数字技术，是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时代要求。
三、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
从市场数据公开管理的发展趋势看，经济监测能够显示新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反映可持续增长和绿色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指标。对传统统计指标体系，要应用大数据等新技术，通过多种数据交叉复现更精准、更及时地展示事态真实状况。市场环境管理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也为市场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市场环境管理需要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对新经济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等，也是宏观经济治理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有效履行调控职责的基本保障。全面履行职责、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求政府行为依法规范、决策和执行过程科学民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不断加强自身改革与建设，不断提高治理能力。下一步就是要攻坚克难，在多年推不动、改不了的问题上下功夫见实效，在利益制约错综复杂的领域排除阻挠切实推进。健全改革推进机制，完善改革激励机制，确保改革措施有效实施。现实操作中，政府是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要防止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出现有利益的权力不愿放弃、无利益的责任不愿担当的倾向，避免改革在执行中变形走样。
科学认识“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治理”。信息技术的正确使用对于破除官僚主义有助益，但是使用不当也可以助长官僚主义。网络办公本身是为了高效率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一些干部玩起了“小心思”，利用它制造出了现代化的“电子衙门”。一些正常可以办理的业务，借口网络问题不办理；工作出现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技术问题；明明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快速汇报的工作，为了显示权威，非要自上而下层层传达，造就了信息化背景下新型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造成“脱实向虚”现象，浪费了行政资源。
信息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与政府治理相结合，产生了“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工作模式，提升了政府服务的人本化、人性化和人文化水平。但是，信息化、智能化的运用，一旦背离了“技术赋能”的初心，反而会对工作作风建设带来新问题。目前，仍有大量“群上安排、群上指导、群上培训”的现象存在，领导遥控基层干部，基层干部隔空开展工作，很多干部成为“云上干部”“牵线木偶”，造成民情不明、民情不查，对群众的呼声失去了回应能力。
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还会衍生“层层加码”问题，给一线干部增加负担，给服务对象带来烦恼，最终损害了政府形象。简单的工作汇报，层层加码之下，搞多媒体、视频短片都从“自选”变成“必答”，导致很多基层干部变成了“材料干部”；为了宣传“政绩”，投入大量财政资金重复开发APP，强制群众安装客户端，滥建公众号，并且以下载人数、关注人数来进行考评。这些“层层加码”的“假作为”，引发群众反感，影响那些低调干事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综合来看，传统宏观调控的提法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各类工具的特性与功能，关注这些工具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相较之下，“市场环境管理”变成了宏观政策组合工具包。“由于现实经济中往往无法完全消除市场失灵，应该尽量用需求管理政策应对需求冲击，用供给管理政策应对供给冲击；最后，在一个失衡出现时，往往不能单纯应用某一种政策，可能需要供给管理、需求管理，甚至还有市场环境管理三者的适当组合。”更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市场环境管理”的宏观经济方法创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加以系统谋划。
四、坚持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其外部属性，价格机制和其他要素共同影响供求关系，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单一的市场定价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会出现基于庇古公共产品外部性等理论，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在对公共资源的监管方面，奥斯特罗姆认为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存在特定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在特定的环境下政府与市场结合效率更高。而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所以，政府的精准宏观调控，成为特性情况下的市场之外的另外一种资源调配方式。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道德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精准调控的过程中将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同时，调节经济结构平衡。
宏观调控可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践城乡协调，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宏观调控也可以应用于跨国企业的境外市场竞争中，防止国内企业海外恶性低价竞争，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建设开放的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精准的宏观调控可以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后的治理模式中的官僚作风，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能够促进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宏观调控在就业市场上还能稳定就业率，通过对不同行业的国家投资和再教育的国家计划，实现收入分配和行业分配的调整，并基本保障就业人口总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调控目标看，“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将宏观政策、微观政策和社会政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保持总量平衡，维护宏观稳定，注重预期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是“宏观调控要稳”的具体表现。但也要看到，我国宏观经济问题不只包含经济波动问题，而且涵盖改革发展多个方面。如体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长期发展与短期稳定的关系等问题，在宏观调控中同样占据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涵盖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等各个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宏观调控工具看，多重目标就意味着政策工具箱里要储备更多的工具。我国是一个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发展中大国，在体制改革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还面临较多挑战，多一些备用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很有必要。“市场环境管理”理论，成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调节工具设想。至于在具体施策过程中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则应当以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目标为基本原则来确定。在实践中，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发展阶段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宏观调控工具也必须不断拓展和丰富，以提升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的功能将更加强大、更趋完备。随着宏观调控工具的日渐丰富，明确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构建分工合理、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变得愈加重要。
从宏观经济治理取向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表明，在履行稳定宏观经济这一重要职能时，宏观调控要把握好度。从调控方向上说，要相机抉择，做到雪中送炭。从调控力度上说，要把握好分寸，用好预调、微调和区间调控等手段。从调控机制上说，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五、市场环境治理创新，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和工具多样化，凸显了加强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面对经济波动，就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各种政策频频出台，各个部门一起来，各类工具一起上，也可能会导致调控效果不佳，影响经济平稳运行。因此，加强宏观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应当成为当前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环节。
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既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实现哪一类的政策目标，也要明确各类政策工具的分工，还要完善各类政策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机制，如此，才能发挥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能，实现政策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我们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特性和功能已有初步认识，在施策过程中也已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但还要看到，政策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仍存在短板和不足，补齐这些短板，形成协同效应，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需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坚持宏观治理的法治化。坚持法治思维、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坚持综合施策，在统筹兼顾中突出发展重点，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提供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不断提高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增强各类调控政策出台前和执行中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第二，以中长期发展规划引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展规划是战略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手段，发展规划起到的是引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长期取向、拓宽政策视野、稳定政策预期的作用。应强化发展规划的宏观思维，优化项目审批职能，充分发挥其对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信贷资源配置的综合协调作用。
第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控全社会的货币资金流动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两者之间存在诸多重要差别：财政政策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既影响总量又影响结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资金可得性和资金成本来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主要影响总量。库兹涅茨通过数据说明了，政府配置农业劳动力转型工商业能够提升市场经济社会总效率。上述功能差异表明，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手段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更好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形成“1+1>2”的政策合力，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
第四，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国家发展规划的宏观引导，也离不开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的支持。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区域协调、扩大消费，都要通过具体项目来推进，而项目往往是与预算安排、信贷支持直接挂钩的。
反过来，其他政策工具也会影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比如，产业政策直接牵涉到财政政策的预算安排与税收优惠，环保政策的变化也往往会影响信贷投向和货币政策立场。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样会影响宏观经济治理的效果。
六、切实提高宏观经济治理前瞻性和针对性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法治思维、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坚持综合施策，在统筹兼顾中突出发展重点，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方法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繁重，对坚持系统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努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坚持法治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秩序混乱多源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因此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依法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提供公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基础性工作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大发展。
坚持综合施策。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坚持综合施策，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构建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与制度体系，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微观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增强发展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通过综合施策，汇聚政策合力，力争实现各项政策措施的综合效果最优化，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七、协调宏观调控方式，形成宏观经济治理合力
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相互协调，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第一，在七大政策之间，在具体措施上要相互协调相互衔接，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并且要有利于社会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尤其是在稳增长保主体的政策取向上必须同向发力，避免出现反方向的政策叠加效应。在政策目标上必须协调，不能孤立强调单一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的实现进度上必须相互联系，且要有弹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度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
不断增强和发挥集成效应。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实施，始终坚持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健全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各类政策措施的集成效应，共同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突出特点在于保持连续性，增强有效性，体现了更加清晰的取向和更强的力度。《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2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增强有效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就业优先政策要提质加力。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也就是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不变，在2021年的基础上保持对经济恢复稳增长的必要支持力度，坚持逆周期调节的导向；同时要适应跨周期调节需要，为应对更长期的困难挑战预留政策空间，尤其是要考虑现期宏观经济政策对后期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尽可能使现期政策对后期经济失衡起到缓解和对冲的逆周期作用，而不是为后期宏观经济调控带来需要消化的严重的成本。
不断增强和发挥引导效应。强化预期管理，增强政策的前瞻性、指导性，是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显著特征之一。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政策信息发布机制等措施，及时有效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民群众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宏观经济政策信息发布机制日益健全。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和专家分析报告，答疑解惑。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举办月度经济形势发布会，广泛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发布每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其他相关部门也不断完善政策信息发布平台和机制，努力增强政策透明度，加强跨部门跨地区信息交流共享，协同稳定市场预期。
宏观经济监测和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高。经济主管部门积极强化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监测预警能力，定期召开专家研讨会、行业分析会、企业座谈会等，适时及时对宏观经济把脉问诊，加强对各领域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的研判，并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措施，增强了政策的连续性、应变性、可预期性。强化风险意识，紧密跟踪分析重点领域、主要市场的风险变化，加强不同领域风险监测联防联控，及时做好相关处置预案，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出台评估更加客观审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避免出现政策性风险。
不断增强和发挥创新效应。近期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思路理念、方式方法、工具手段等方面都带有创新性，有力提高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相机抉择能力和水平，有利于统筹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目标任务。
理念思路创新落到实处。强化定向调控，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牢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从供给端发力，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进行“喷灌”“滴灌”，不搞“大水漫灌”。强化趋势调控，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因素，注重从需求端发力坚定扩大内需。做好“灵巧调控”，在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注重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坚持用更精巧的调控办法、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治理效果。
方式方法创新运用到位。坚持把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健全完善跨周期政策设计和逆周期调节机制，统筹推进短期周期性问题和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既以传统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又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促进经济总量和结构双平衡。
工具手段创新执行有效。更加强调直面市场主体以及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既提高政策的时效性，又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创新实施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推动实现供给侧调控工具与需求侧管理手段更好配合，充分发挥供给对需求的适配和引领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在增速换挡中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充分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积极推进政府治理创新，积极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现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的双向互动，是时代发展趋势与必然要求。当然，对于信息化背景下新型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避免“技术赋能”变成“技术负能”。针对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的顽固性、隐蔽性与欺骗性特点，需要采用“理念—制度—技术”的立体治理方式、“预防—考评—监督”的全程治理机制以及“统筹—融合—细化”的多元治理手段进行解决。
在制度层面，将电子治理行为纳入制度规范，推动网上信息沟通、网上服务行为规范化、标准化和公开化。在技术层面，不断推进网上信息的集成化、系统化、协同化，充分发挥电子政府公开性和透明性的特性，推动“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范式转移，实现机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同时不断弥补技术漏洞，防止网上作弊行为。
作者：逄锦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