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将其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上经济改革日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工商业发展体制、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结构现状
我国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当前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且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约占全球份额的30%。同时，从世界工业经济增速来看，近年来，世界工业年度增速在2%～4%徘徊，而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6.7%（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然成为推动世界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
可以说，我国仅用7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堪称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离世界先进制造业强国仍有距离，“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努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长治久安，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
关键产业核心技术缺失，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制造业以发明专利衡量的创新产出仅占全国总产出的25%左右，自主核心技术的突破仍有待提升。在诸多关键环节，如模具生产、芯片制造、医疗科技等高附加值产业中我们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酝酿，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大批新兴技术如潮涌现，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与物联网的兴起为新的产业模式提供了无限可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变革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提前做好产业经济布局规划就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力图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新科技、新产业的涌现同样也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新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未知性，可以帮助我国在这些新的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实现技术水平的持平甚至“弯道超车”。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攀升，但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需在多个方面做出相应调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升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应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现状，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可靠性；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
要统筹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需要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在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链中育长板，丰富国内应用场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提升政府效能，科学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主动适应新环境新条件下的任务要求，有效激发国家创新能力的杠杆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撑，最大限度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比如，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是为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避免断供风险，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我国机械、电子信息、轻纺家电、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具有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要顺应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我国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和通信设备等产业具有产业优势，要锻造“杀手锏”技术巩固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具有先发优势，要提升战略性资源的供应保障能力。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向区域化、多元化调整，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面临重大风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速，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日趋激烈。在全球价值链融入过程中，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做好服务贸易，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做好建链补链强链的工作，实现产业上下游整合，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对外市场，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发挥好大企业引领支撑和中小微企业协作配套的作用。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全球价值链融入
“一带一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成果助推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大道。互联互通工程奠定了沿线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坚实基石。亚投行等“四大资金池”助力发展中国家打破资金瓶颈，共建“数字之路”为其培育核心竞争力、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难得契机。绿色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转变增长方式、吸取发达国家先污后治教训树立了正面导向。
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新发展格局下，粗放型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制造业前进的步伐，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两大动力引擎。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合理规划布局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进一步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构建和完善新兴产业发展生态；等等。
全球化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与扩张，不仅强化了世界各经济体之间基于生产和贸易关系的各种联系，而且推动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从国家产业链形态向全球价值链（ＧＶＣ）生产贸易模式的转化。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的典型表现形式，集合了国家之间最广泛的商品、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与增加值交换分配进程，天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型经济基础。从全球分工体系的角度来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也意味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由低端走向高端，在全球价值链的分配上实现升级。全球化时代企业的跨国经营不再简单地通过本国全产业链和简单跨国贸易的形式完成，而是更多地依赖全球产业链协同和全球价值链链接，形成了复杂嵌套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
然而，生产端核心技术的缺失无疑增大了价值链攀升的难度，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位处世界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国内制造业企业通过加工组装获得的微薄利润难以支撑自主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同时也不能获得品牌商誉的增值，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内市场供给与消费端结构匹配的失衡。
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的基础方面，目前，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需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现代化互联网普及方面，需要联网、补网、强链，提升网络效益。在市场环境、商贸体系、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和信用建设等领域还存在短板和堵点。
在国内循环方面要着重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强创新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国际循环方面则着重完善制度、提升结构、深化合作，从而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经济改革调整中最重要的实践方式就是适时提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同时提高供需水平的高标准，使经济增长目标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正朝着更合理、更优化的状态演进。国内大市场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根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畅通是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特别重视产业链的完整与自主安全问题，持续集中攻关，尽早摆脱被美西方“卡脖子”的困境，还要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底线，尤其是加快提升新能源份额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能源对外依存度。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融入和结构性升级，还需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与更多国家的经贸联结。“一带一路”上的伙伴国家，如越南、德国等均已或将要进一步加深与我国的经贸合作。持续由低附加值产业向中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进行补链强链和升级，是应对产业链供应链波动的有力举措。
从政策实践上，要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不断优化国内市场营商环境，打破阻碍国内市场统一发展的制度壁垒。降低市场门槛，强化监管力度，努力打造公平、法制、便利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要重点推进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等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的无形枷锁，形成市场主导的竞争机制。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破除生产要素流通壁垒，破除竞争行业强制性的行政性壁垒，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畅通制造业的生产运营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的任务艰巨繁重，尤其需要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抓手，推动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经济结构现代化建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着力强链补链延链，提升终端产品竞争力，增强核心零部件本地研发和生产能力，加速全产业链系统优化和升级。要全力保障供应链稳定，做好供需对接，加强运行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及时帮助企业解决“脱钩”“断链”带来的物流受阻、零部件短缺等问题。要培育一批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支持领军企业加强与中小企业协作配套，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多种形式，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错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我国在工业化建设中的逐渐深化，机械化大工业生产带来的无差别生产商品增多，严重的产能过剩出现。与此过程中，商品生产在市场中出现了产品质量差、污染环境、假冒伪劣等一系列低端商品和低端服务供给，造成高端商品消费转移到国外，既无法刺激内需，又不能提升产业质量，亟须一个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在生产端的供给侧入手进行产业调整，完善产品的科技属性和多样化服务，将数字化信息转化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
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供给需求结构性错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在国民经济增速上来看，是一个发展速度问题，实际上是结构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要素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要素变革逐渐从需求不足转化为供给失调。错位的供需结构阻碍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拉低了经济增速。熊兴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的重新配置，通过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增强，而劳动力作用减弱。结构上的根源，仅从人的结构失衡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新生儿基数逐渐下滑，劳动力数量代际递减，逐渐增加的养老支出和社会抚养成本使得劳动力结构迅速失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从生产端提高生产率。推动供给侧结构的变化，就是用增量改革推进产业存量调整，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土地利用率、调整资本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提升创新水平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学者徐康宁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在于扩大有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关键在于发挥市场机制，激活优质的生产投入要素，促进消费升级，优化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就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入手，进行信息技术产业、新基建、生物材料等关键技术行业研发支持，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重点发展关键技术产业，鼓励生物信息等前沿技术研发，通过政府投资的科创基金、税收优惠等财政手段，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开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支持直播电商、现代物流、云数据计算平台的发展和智能制造基地建设，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项关键相配套，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要素整合中的正向作用。积极稳妥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成为当务之急。于新东等提出，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转型升级。最完善的产业类型和最丰富的工业种类以及最全面的制造业产业工人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性优势，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高质量产品生产的需求和高附加值服务体系建设，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优势条件。而部分高能耗产业如钢铁化学机械纺织等工业产业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基本实现，成为行业性过剩产能，占用了宝贵的资源要素，并发展成生产单价和质量长期无法提升的现状。在这些行业兼并重组、技术改造和关停并转成为深化内生增长的要素。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转化，增加产业链的产品附加值，完善高端产品供给进而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从产品生产结构、公司组织和经营方式以及产业布局模式进行优化和升级，理顺供给端的新旧能转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变革体制机制束缚。正如陈春明、刘新华认为的经济结构的改革主要是产业结构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将调整供给端结构和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同时进行，简单来说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供给侧和生产领域提供有效供给、品质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能动性，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模式的同时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降低落后行业企业产业升级的资金成本和要素成本，使供给结构能够动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业调整与科技协同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优势。
四、摒弃西方现代化路径，践行中国式现代化
“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西方的现代化是一种对外侵略和资源掠夺之路。便利的交通环境、先进的航海技术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些西方国家要扩大自身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首先要在地缘战略上做好资源抢夺，以期取得有利战略地位。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可以提供天然的保护和战略屏障，又可以获得丰富的自然资源、原材料市场加速工业化。因此，西方国家传统上普遍采用建立殖民帝国在陆路称霸，同时谋求海上霸权，控制重要贸易港口码头，保障贸易航线及战略出海口等策略。
进入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当前，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试图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一方面，不断加大产业支持力度，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鼓励美国企业回流 ；另一方面，打造谓“民主国家经济同盟”，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小圈子，尤其是借助俄乌冲突所形成的西方世界的联手氛围，推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欧盟、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出于各种考量，也在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试图维护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但中国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有效缓解了西方重塑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压力。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其本土生态破坏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修复，形成国内生态治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借助全球霸权及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优势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占据话语优势，塑造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生态环保型发展模式的假象。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处于时空压缩式进程之中，曾经在历时态中逐渐显现的生态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而以共时态的特征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同步压力。
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服务贸易，以科技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人民幸福和生态保护的有机统筹。
中国建成了规模大、门类全、韧性强的现代工业体系。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更多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供给，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制约，推动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中国制造业产业价值链发展既涉及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方方面面，还涉及海外投资安全、海外利益保护、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全球价值链话语权等国际安全的各个领域。
世界各国都在加紧部署重大前沿领域科技创新，努力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先机。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量子科学、脑科学等基础前沿领域持续突破，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全面渗透，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人机物多元融合世界加速到来。抗疫药物、基因编辑等生命健康技术不断突破，可再生能源、先进储能等绿色低碳技术蓬勃发展。
深度参与并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是我国未来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的重大机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让工业生产更稳定、更可靠、更高效，实现工业智能制造和产业科技创新领域的“弯道超车”。新的现代化征程上，要进一步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通过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不断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更可及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各国提供更大规模更有韧性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互利共赢措施，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红利惠及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指引，经济上约束资本的无限扩张，促使资本承担起应有的生态责任，在实践上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建立良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
作者：逄锦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员。
注：文章表述论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