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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依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意味着推进企业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供给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企业依托技术创新，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降成本”，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中“补短板、去产能和去库存”，在释放企业活力中“去杠杆和降成本”。
关注激励企业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滕泰就提出，以“新供给主义”推进深层次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有三个：一是解决有效供给，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释放企业活力。这都需要企业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在我们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助力，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技术进步。
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推动结构性创新
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主要工作是调节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通过现代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政企分离，形成具备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的企业制度，能够较为高效地参与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营主体。
资本优势是国有企业的强项，国有企业以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参与市场，成为国民经济中参与主体的中流砥柱。具有“国有资本优势”，能够迅速形成与世界500强企业相当的资本竞争力，能够迅速抢占市场。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以重要领域混改试点为牵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效，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初步形成，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逐步建立，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基本完成，虽然全民所有制的公共所有权不可分割，但全民人人享有财产收益或权益。
1.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国家优势。从所有权来看，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国有企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从保护民族工业来看，贸易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民族工业企业恶性购买和垄断，老牌民企国货因技术、质量等因素无法应对冲击，需国有企业保护优质国家资产。任泽平等经济学者分析国际经验推论出，兼并重组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有效方式，其可以不断扩大企业的规模，产生规模经济，同时还会通过对资金、技术、品牌等资源的整合来实现共享或互补，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改善企业的利润，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以及提高行业集中度。
2.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企业政治优势。从企业的社会属性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具备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使命。贾康就认为，去产能的关键在于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要营造和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管控负面清单的市场准入，要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有效去除过剩产能。过剩、落后和污染等低端无效产能不去除，拉动起来的投资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加大这类低端和无效产能。与私有制为主的个人企业的追求个人利益不同，国有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发展和执行，能够承担经济和社会的战略性重要支柱产业和支柱行业的筹划费用和能力。国有企业在区域协调发展上也能考虑宏观产业发展要素，在革命老区和边疆穷困县等区域布局产业，提高当地民生水平和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一员，在参与市场有效竞争的同时完善私有企业不愿意提供的就业、环保、抢险救灾等公共服务，为社会创造价值。
国企在供给侧调整中，创新发展理念
坚持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是这两项毫不动摇，构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基础。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林毅夫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提出“潮涌理论”来解释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由于全社会对有前景的产业存在共识，会引发大量企业投资设厂，而企业在投资时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知”，导致投资出现“潮涌”，从而形成产能过剩。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需要，动态保持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的控制地位，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提高我国产业创新力为目标，加强国有资本对创新能力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支持，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加大国有资本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发挥国有经济的公益性、保障性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地方国有经济优先布局地方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及地方优势产业领域，推动国有经济扎实履行社会责任。韩国高认为，政府应更加注重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保障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胜劣汰机制，让技术先进、有竞争力的新企业进入，同时淘汰那些技术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让其自动退出市场。建立健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市场化流动机制，强化资本收益目标和财务硬约束，依托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健全布局结构调整长效机制，更多采取改革办法和市场化手段，动态发布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定期编制全国国有资本布局与结构调整专项规划，优化创新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加快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使董事会成为企业经营决策主体。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积极稳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合理设计和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着力完善治理体制，深度转换经营机制。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行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支持对公司治理健全的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依法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着力深化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支持商业类子企业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全面推进用工市场化，建立健全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的分配机制，灵活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进一步激发活力、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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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
以往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矛盾在于国有资本挤占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出现“国进民退”。主要表现在土地的模糊产权、银行预算软约束以及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等体制缺陷背景下，地区之间采取投资补贴的形式竞争资本流入，使得企业过度投资以及市场协调供需均衡的机制难以有效运转，进而导致系统性的产能过剩和经济波动加剧。基于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共同作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破解路径在于微观市场的企业主体和政府控制下的国有资本国企主体要协同发力，解决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
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稳态强磁场、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领着新经济业态发展，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宏观政策积极引导、新经济人才供给持续增多、微观主体研发投入上升、关键技术实现突破的多重保障下，2021年“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97,270亿元，比上年增长16.6%，高于同期GDP增速，占GDP比重17.25%。
民营企业还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主体，占据我国对外投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等重大国家战略，2022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达到50.9%，较上年提高了2.3%。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外贸企业51万家，进出口值达到21.4万亿元，增长12.9%。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构成、解决社会就业的重要依托、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外贸易的重要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说，对外贸易传统意义上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巴曙松认为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应注重产能的国际转移，把在中国看起来过剩但全球看不一定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但由于我国近些年来新发展理念不断贯彻经济发展各个领域，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化体系完善，制造业和工业机器人逐渐替代传统手工工人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输出，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提高了工业效能。中国出口产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技术应用于生产力发展成为出口结构升级的有力支撑。盛斌等则提出，一个国家（地区）的出口竞争优势依赖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俘获产品附加价值的能力。贸易的新供给和结构性需求调整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能调整，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必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民族经济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民营经济逐步崛起；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升级，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民营企业从创新方面开拓中国对外的市场，将高铁等技术产业和生物制药等科技企业与工业机器等高效环保企业的海外市场探索赋予新的活力。过去中国的工业体系是以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近些年转向对外出口高精尖产业聚集，工业加工能力也从简单手工零部件装配转向智能制造、数控机床等方向，促进了新发展理念的国际贸易有效实践，也是技术创新转型向科技创新的实践。
民营企业将科技创新应用于产品设计中，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以发展数字平台经济优化交换模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交换环节践行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理念。民营企业中不断实践交易平台整合及布局网上跨境电商。以大疆无人机为代表的机械整合智能设备，以传音为代表的针对黑人面部识别的科技型手机厂商，以海尔、格力为代表的智能家电体系，都在创新技术占领海外市场中进行自身企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布局。
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民企的市场化竞争获得更好的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既符合市场体系建设处理有效竞争与适度垄断的关系，又符合市场自主选择和竞争机制，是破除传统行政壁垒和贸易保护的绝佳方式。超大型民营企业继续增长；利润水平有所提升；社会贡献持续加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出去步伐加快，出口总额实现较大增长。民营企业将各生产要素进行有效市场化整合，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从单一追求GDP增长转向结构性产能优化，从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在其中促进了国际供需信息透明化和工业化体系配套的深度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去改造生产关系。
在4917家上市公司中（截至2022年底），民营企业占了其中的近三分之二。民营企业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主体，是实践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关于开拓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号召的产物，也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落实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过剩产能世界市场输送成为可能。Baldwin提出，传统国际贸易体系的与政治相挂钩的方式通过附带政治附加条件的纯经济往来，贸易自由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而技术壁垒、监管保护以及烦琐复杂的通关程序已然是制约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营企业产品创新改写中外贸易结构
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趋势，针对消费升级的客观需要，民营企业开始布局奢侈品市场进口。为满足奢侈汽车、名表、箱包、电子产品等需求，一系列的民营进出口商贸企业应运而生，实现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因素、竞争因素等协同联动。中国工业化发展促进民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工业化不断完善，新需求带来新供给的产物。逄锦聚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又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理论创新有一系列突破。周其仁指出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创新有利于对冲经济下行。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阶段化完成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体系完善重工业到七八十年代轻工业体系建立，市场结构和消费结构出现转变，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化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的体制设置使得企业所有制结构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出现了一大批原有的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创办的民营企业在跨境贸易上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如柳传志联想、海尔的张瑞敏等，还有技术型工人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产生、发展和国际化，都是伴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
民用企业通过市场开拓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完善供给侧创新，从而建立中国外贸市场的竞争机制。全球化的中国需要一个公平有序的自由贸易环境和商品经济环境，简泽认为，民营企业主导的进出口商业打破了传统国有企业进出口垄断，形成了多寡头竞争的格局。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激励国内企业不断更新生产设备、改进管理方式等，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学者顾海良指出，坚持问题导向，回应人民诉求和期盼，是发展理念提出和创新的主要方法和基本立场。民营企业通过产品竞争，完善出口结构的供给侧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工业体系的完善。与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中国因为继承了传统的产业政策，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开始坚定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民营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快速适应和领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发展态势，助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配套产业体系，贸易产品和交易对标国际先进制度的搭建，推动贸易产品在资源配置中使市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商品则会有竞争，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竞争机制才能顺利实现。竞争机制是市场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国内民营企业来进口更多高质量、低成本和多样化的国外中间要素，不断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研发创新能力，以此推动具有创新理念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发展，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给中国带来的“变轨”超车机遇，重塑产业分工格局，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民营企业适当运用竞争机制可以实现经济活动中各个环节的优胜劣汰，促使商品生产者生产经营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得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低端锁定”的困境以及加快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促使商品生产者必须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提高效率以使其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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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新时代背景下，民企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挖掘和激发竞争新优势，继而不断增强我国市场活力，并通过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交流，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发展。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风火轮，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民营企业做出诸多方面的改革实践。刘伟教授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主要在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两方面，新发展理念落实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民营企业陆续在科技产业和智能制造赛道发力。先进制造主要是指将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投入技术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取得经济附加值更高和劳动替代率更强的制造产业总集合。主要包括生物医学、智能制造、新能源、复合材料、环保设备、航天航空工程等领域。
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形成与民营经济贡献相匹配的要素投入结构。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重点解决单独对民营企业设置准入附加条件、“准入不准营”、互为前置审批等问题，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创新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政策工具，健全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发债一视同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交往既坦荡真诚、真心实意靠前服务，又清白纯洁、守住底线、把握分寸。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
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引导民营企业改革创新，提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畅通国家科研资源开放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机制。在人才引进、培训培养、职称评审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平等支持。推动民营企业守法合规经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服务社会，调动广大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企业家作用，实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促进计划。鼓励民营企业高质量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抓住全球产业链调整和贸易重构带来的机会，国际贸易市场上将涌现出更多的中国科技创新型进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在贸易往来中既聚焦主业，又自主创新，加强机构性质量提升，推动企业实现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的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支柱产业，民营企业需要不断创造新的产品、发掘新的市场、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和与时俱进地组织创新，通过组织创新，让组织既获得市场信息，又掌握客户需求。进出口贸易行业以往低价抢市场、退税补贴倾销的方式被开放的价格机制所淘汰，再低的价格报价也无法阻止被反倾销调查。市场成熟度、法治环境和政府规范性等，导致原来的资源依赖型、关系依赖型企业会越来越丧失竞争力，包括那些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成本的企业越来越走向困难。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转型向管理、战略和创新驱动的新模式，随着法律、政策环境的规范，要素成本不断增长，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企业成功的驱动方式必然需要转变。
总结
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并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生的经济增长问题表明，只是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国企和民企联合，通过创新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的技术进步需要在生产要素的选择上进行市场环境和增量结构的考量，尤其在技术要素的应用上根据其所在的行业比较优势和自身的要素禀赋选择适合的技术创新市场配套。采取知识产权市场的专利购买和相应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实现资本与技术要素的耦合，在新技术、新模式的基础上改变产品附加值，使技术要素、人才要素与市场机制相契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创新激励和人才激励下的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强化供给侧多领域改革，有效满足政府、行业和企业需求的同时，注重合作机制和体制探索，通过理念创新和利益融合，供给侧改革要求解决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进行了多年的需求侧改革后提出来的。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调节偏向供给侧，主要手段是下达指令性计划，为生产而生产，结果是供不应求，产生短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说是需求侧改革，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才能从根本上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
作者：逄锦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