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新冠纪元第三个年头，即将进入2023年，人们期待的是疫情结束，已经变成了持久战。而全球经济复苏遭遇到持续冲击，俄乌因素导致的通胀，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更是让经济考验增加，后疫情时代经济如何走？如何解决诸多问题，今儿做一个研判，试图寻找一些方向。
通胀与高债务的难题破解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已经累计拨付了逾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6%）的财政资金，而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总共扩大了近8万亿美元。过去40年中，世界各国的债务无论从规模、发展速度还是覆盖范围来看，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全球债务总量增加了两倍，达到了GDP的350%，其中仅公共债务就接近GDP的100%。
2022年，俄乌冲突直接引发了上游资源价格上涨，导致了通胀因素，高通胀因素也导致欧美等发达国家加息，尤其是随着美联储大幅加息，导致美元持续强势，而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难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一些国家曾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造成了资本的外流、汇率的剧烈波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
这些因素使得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二战”之后的峰值，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达到了战时规模，这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变得十分困难，将给“决策者带来艰巨的挑战”，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尤其是当利息持续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会立刻面临风险：政府的偿债成本会大幅攀升。
政府债务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必然会导致相关问题，要么会引发新的经济增长，就是新的债务转换成了新的GDP增长，这是最理想的，也是最难的，因为疫情周期下，经济增长较平时更加困难。要么是导致更大规模通货膨胀，实际上俄乌冲突之后，这个迹象非常明显，大量输入通胀，单纯加息并没有解决。还有一种可能是债务违约，这也是最差的，却是大多数国家高筑之后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转换成增长动力，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并存的恶劣局面，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同时发生通胀和债务违约的风险最高。
滞胀（低增长、高通胀）风险已经变成如今最让人担心的问题。而我国选择的是主动降低赤字率，减少因为疫情后的货币放水，回归常态货币政策，然后寻找新的刺激经济的方式。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目标赤字率由2021年的3.2%下降至2.8%，这意味着国债与地方政府一般债的发行规模将下降，财政发力将更多地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来完成。一般债券是地方政府为了弥补一般公共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地方债券，可缓解地方政府临时资金紧张；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为了建设某专项具体工程而发行的债券，专项债的发行不算在财政赤字内。此外，一般债券主要投向没有收益的项目，偿还以地区财政收入作担保；专项债券主要投向有一定收益的项目，偿还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对应的项目收入作担保。
以前支撑我国投资的主要有两条大腿，一是房地产投资，二是基建投资。现在房价已非常高，继续刺激房地产的空间很小，且由于过去20多年基建的快速投入，我国传统基建项目已经趋于饱和，发展空间有限。如高铁等大规模基建已经不可能重新来过，大规模基建的选择空间很小，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找新的基建投资空间，新能源建设是一个方向，风光伏大基地的建设就是这样出现的，也可以解决能源依赖的因素。
此外，我们看到医疗新基建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来临，疫情中，基础医疗设施也是遭遇到了考验，利用这个契机，国产替代，并推动医疗医药科研是关键。这样不仅刺激GDP，更是提高国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是一个不错的方向。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8.35%上升至2020年的19.74%，我国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由1990年的5.6%上升至2021年的14.2%。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比例也在不断升高，2020年城镇家庭医保支出比重为8.04%，农村家庭为10.34%。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公共医疗体系建设亟待强化，而此次疫情更是暴露了老年人口作为脆弱群体所受到的风险。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每10万人重症医学科病床数仅为4.1个，大幅低于OECD国家12个的平均数。因此，应加大公共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的民生福利。而加强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建设，不仅是因为疫情防控的当务之急，也是未来中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必需，是刺激经济的新方向。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平衡带来的问题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0%，较上年增速全球经济前景明显黯淡，或面临1970年以来最疲弱的一年。新冠疫情仍未结束，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全球通胀居高不下，能源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似乎并未有明显好转的迹象。世界经济的疫情后的复苏进程是非常不平衡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要远逊于发达国家，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形持续发酵。
美联储强有力的货币紧缩的政策推高了美元的指数，欧洲经济不景气致使欧元疲弱，中国经济增速复苏后又再度放缓，三者都在影响着人民币汇率近期的运行态势。美国的通胀与欧洲的通胀都一样，加息、缩表可以对央行的流动性做一些调整，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美国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疫情暴发了以后，政府的负债、财政刺激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美国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还未充分复苏，而股市持续牛市，GDP增长快，但是生产率却没有太大变化，股市表现好主要来源于市场货币政策，所以疫情来了，美国为首的全球股市正在经历巨震，如今担心的是泡沫呈现大清洗。生产率如果不增长，会让全球经济变成大萧条。
而且市场对疫情的判断也是不及预期的，如今是新冠疫情第三年了，之前市场预期认为2022年将结束疫情，但如今来看很难，至少国内方面间断性地反复。
2022年来，国内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下行，具体数据方面。2018年中国GDP总量为900309亿元，比上年增长6.6%；2019年中国GDP总量为98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6.0%；2020年中国GDP总量为101598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2021年中国GDP总量为1143670亿元，比上年增长8.1%；202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GDP总量为870269亿元，增长3.0%。
其中，消费增速下降比较多，疫情影响是主要因素，因此餐饮服务较商品零售出现更明显下挫。前期局部疫情已得到控制后，部分地区出现新风险，可能将持续影响服务业，餐饮、旅游、娱乐、交通等行业将继续受冲击，消费升级和转型的进程仍是决定未来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对比疫情前，疫情导致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损失28526亿元（用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旅游业收入均值减去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旅游业收入均值），国际旅游收入年均损失8734亿元[用2018年我国国际旅游收入1271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8410亿元）和2019年国际旅游收入1313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9057亿元），合计旅游收入年均损失37260亿元]。
内需方面，疫情导致的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和边际消费减弱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全面恢复尚需假以时日。换言之，因隔离措施导致供给需求同时消失，随后供给逐渐恢复，但需求却难以跟上。新冠疫情反复和需求侧相对来讲疲软状态，经济靠内生性的调整所面临着经济向下的压力。全球化收缩是一个基本事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是一个基本事实，1990年以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黄金增长期结束了。世界现在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外贸角度来讲，基本面会处于一个长期的动荡和调整。虽然中国是外贸大国，但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和其他的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在产业转移时“要注意不要将整个产业、全链条转移出去，要把高附加值的环节留在国内。”这源于如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变化很大，越来越多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实现了本地化趋势，所以我们也需要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规避相关脱钩风险。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基本概貌已经较为清晰，即由之前近四十年的需求侧主导迈向供给侧主导。
国内情况则有些不一样，呈现为供给侧不断强化，需求侧平稳增长相对均衡的局面。回顾来看，那些年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足，产能投放失序，生态环境与经济秩序遭遇冲击。经过几年艰难的供给侧改革，在基本情况得到了根本性改观的背景下，又经过一轮新冠冲击，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方面的效果。因为新冠冲击而导致的宏观政策从整体偏紧的局面回归常态，国内新冠疫情大局迅速得到控制，叠加国外因为持续的新冠冲击而导致的供给衰退，国内呈现出当前这种供给侧与需求侧共振的均衡局面，关键是产业升级持续推进，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后疫情时代经济出路的思考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概貌，大致是不断强化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双轮驱动。总的来说，还是供给侧主导的。这些年，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脉络是清晰的，从全面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到以内循环为主导的双循环，再到碳达峰碳中和，为一完整的闭环。包括美国各种摩擦的政策与新冠冲击等外部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反而让国内这一国家政策主导的经济发展闭环浴火重生。
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地方不是经济本身，而是预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不管是怎么样的，只要不伤及国本，长期来看都会恢复。一旦民众的预期被改变了，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停滞：消费方面，收入不稳定+金融市场波动+人口负增长导致的养老金危机等要素会导致储蓄进一步上升，流动资本减少；同时贷款会进一步收缩，消费欲望下降，内循环长期来看会严重受挫。
因此，稳经济的当务之急是稳预期经济周期固有其波动规律，周期的起伏波动对市场经济主体而言并不可怕，但对于经济预期的未知会动摇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信心。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逆全球化中的贸易摩擦。但这些并未停下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步伐。目前，中国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考验，经济增长与民生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综合来看，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概貌尚不清晰，但迈向供给侧主导全球经济似乎不可阻挡。对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本就是供给严重不足，经过新冠冲击，又相当于经历了一轮剧烈的去产能，要想参与疫后世界经济大循环，供给侧导向是自始至终的。只是，对于绝大多数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在有效转向供给侧导向之前，尚需跨越诸多重大障碍，如首先是疫情防控取得实质性进展；然后是能否扛住正在来临的通胀；最后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因此，后疫情周期，其实，核心是对疫情的有效控制，然后才是更有效地复苏，让金融市场回归正常，让经济重新内生增长（如新能源建设、医疗新基建等）。
作者：玉名，投资达人，微博知名财经博主，财经撰稿人，著有《日历买股法》《解套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