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302航班一架波音737客机发生坠毁，客机上157名乘客（包括8名中国公民）无一人生还。经大使馆确认，遇难的8名中国乘客为1名浙江籍女大学生游客，5名中资公司职员及2名联合国国际职员。事故突发，许多媒体集中报道了这名女大学生，然而未曾料想本该唏嘘哀悼逝者、调查失事原因的网络舆论风向却突然变成了恶语相向，一些网民聚焦于遇害女生社交账号发布的信息，针对其外貌、家境、私生活等方面幸灾乐祸地进行人身攻击，微博官方最后出面关停遇难者账号以及人身攻击内容情节恶劣的账号。互联网用户不幸地目睹了遇难者及其家人在社交媒体情景里遭遇的二次伤害，在这场事故中“舆论失焦”究竟是怎样导致的？
媒体议程设置难题
针对有争议的突发事件，过去由于一些媒体采用只“堵”不“疏”、“鸵鸟式”沉默应对、“报喜不报忧”等解决方式，逐渐导致其社会公信力降低，再加之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的升级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大众（尤其是年轻受众）逐渐转移了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部分网民对于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呈现出“无视”“敌视”两种倾向，对于这些媒体的议程设置产生固化偏见，形成了“不听、不看、不点击”的交流困境。
于是，某些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议程设置开始出现问题。为了在“遇难人数确认、遇难家属安抚、事件原因调查、事件发生过程还原”等同质化的报道中“脱颖而出”，开始大肆报道一些情感渲染式的特殊化事件，事件核心在无意识中弱化，舆论焦点随之转移。实际上，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力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议题报道频次的安排影响着该话题的重要程度及受众关心程度，对于议题不同角度、侧重、方向、新闻人物等属性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大众的认知与判断。在此次的埃航失事事件中，我们看到国内不少媒体将报道的题目引入“浙江女大学生”“22岁”“去非洲旅行不幸遇难”等关键词汇，并配以情绪渲染式的遇难者生前照片作为封面图片。的确，记录事实，追寻真相，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人文关怀是主流媒体的本分，并没有任何媒体行业规范或道德规范会要求主流媒体不得报道突发事件中的遇难者。
只是，大量篇幅模糊事件焦点、曝光遇害者个人信息的文章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实属不恰当。主流媒体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方面承担着责任，尤其是在突发事件比其他类型的报道更具备敏感度和重要性的前提下，更要坚持正面导向,平衡议程设置中的过“量”部分，以“人”为导向严格把关低“质”部分，坚决杜绝对遇难者及其家庭造次二次伤害的传播行为。
实际上，突发事件因其自身的不可预测性、难以控制性使其在舆论场中发酵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负面信息，而大众对于这种突发事件的心理预判是未知、复杂的，这导致负面新闻常常包含更大的价值信息，对于大众拥有更强的异样吸引力，因而具备吸引更大关注与流量的可能性。任何一次突发事件的报道都是无数信息层次的集合，选择放大矛盾与冲突的负面信息层次作为首要报道面无疑成为轻松获取注意力的入口，大众对于完整的事实真相不甚了解，在这种舆论失焦的信息茧房中容易失去理性的思考与正确的判断。
在一些情况下，突发事件的时效性、事件调查的滞后性迫使市场化的自媒体常在未了解清楚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将第一手资源进行发布，消息再经由社交网络出现裂变性传播。有些信息源片面、主观地放大了某些部分，不能完整地还原事件的真相，有些信息源出现捏造、拼接等造假情况，在官方尚未发声之时谣言四起，出现助增社会不安情绪，威胁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即使在主流媒体公开权威信息之后，仍然较难改变信息冗杂环境下的舆论失焦情况，使得突发事件不能及时止损。
另外，对于突发事件中的遇难者来说，作为承载这种不幸事故的个体，这种人物属性天然就增加了事件的可看性、可听性，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并引发同情、悲悯、唏嘘、批判、谩骂等情绪。浏览自媒体撰写的对于埃航失事的相关文字，选择这种人物报道方式的不胜枚举，然而，这种对于个体悲剧描写的展开起点却是建立在了曝光遇难者个人信息的基础之上，性别、年龄、籍贯、就读学校、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等信息在稿件的醒目位置一览无余，且不谈这些内容未经遇难者家属同意而擅自披露是否具备着伦理道德上的瑕疵，这些诉诸于遇难者私人信息的解读已然暴露了低门槛化准入、重注意力经济的行业属性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缺失，使得大众焦点逐渐远离事件的核心。
网民负面情绪宣泄
互联网的交互性、隐匿性使得网络舆论场上经常出现情绪冲动化的集群行为。移动互联网上的集群行为往往是自发产生的，无组织性的，由于这种集群在教育背景、经济状况、年龄阶层、心理活动等方面具有某种相似性，使得集群的组成个体之间相互影响，在遭遇某种突发事件的刺激下，展现出“集体狂欢”下的应激对抗。例如此次埃航失事事件中被微博官方“拉黑”的集群，他们由于一些所谓的体制结构性原因，对于时代经济的发展产生质疑、怨恨、愤懑等负面情绪，他们对于“年轻大学生”“炫富”“美女”“有钱”“有对象”等词汇具有天生的排斥感，集聚在遇害女孩的社交账号背后对其评头论足以求个人负面情绪的宣泄，这种恶毒的宣泄，甚至已经超过了单纯的仇富心理与阶级矛盾，直接反映了这种互联网集群的道德素质失范。
在这类互联网集群的视野里，言语讨伐的对象本身是否具有污点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该对象贴附的标签在一定的社会交往与社会群体生活中是否被刻板地视作缺陷，这种标签印象的产生并不是这类集群所面对的生活结构所导致的，而是出自于整个社会群体在某一极端特殊事例下所展开的经验结构。“你若不是，那便算了”成为了集体兴奋、宣泄不满的说辞，这种无关紧要、幸灾乐祸的看客心态便是这类集群的普遍心理写照。
一些人以言语攻歼死者，一些人再以粗言秽语反击这些骂声；这一秒大众还沉浸在哀悼、惋惜的氛围，下一秒就移情换景，陷入另一种狂欢的舆论场。事件的焦点就这样渐行渐远。有人说，这种对受害者私人信息的消费与个体悲惨遭遇的漠然是伪人道主义的恶；有人说，人的故事比冷冰冰的数据、描述更能打动人。诚然，除了诉诸于道德自律，突发事件受难者报道过度的问题，言语讨伐死者过线的问题还有待更明晰的规制手段来解决，可整个互联网传播语境下媒介素养的提高仍是媒体与大众至关重要的必修课程。
本文《财富时代》杂志三月刊版面
